花地｜杨丽丽：父亲的手，在白粉笔和粗陶碗之间

文/杨丽丽

我们家的木桌上，总摆着两个物件：半盒白粉笔和一个装着麦种的粗陶碗。

父亲的手总在它们之间来回穿梭——有时沾着墨粉，有时带着泥土，分不清是粉笔灰染白了指缝，还是地里的盐碱渗进了掌纹。父亲的这双手，既丈量过课本里的唐诗宋词，也丈量过田间垄亩的长短，把教书和耕地两种生活都种成了岁月里的庄稼。

父亲握着锄头走向田野的背影，总让我想起戈壁滩上的骆驼刺。

他的手掌宽大得能盖住半垄麦苗，指节因常年用力而微微变形，却能像犁铧般精准地划开板结的土地。掌心的老茧层层堆叠，摸上去像砂纸打磨过的榆树皮，可正是这粗糙的触感，让他能敏锐察觉土壤的墒情。沾着牛粪与草屑的指甲缝里，总藏着比教科书更生动的农耕智慧——他知道何时播种能让麦种避开春寒，懂得哪块田该撒下苦豆子可以改良土壤。

当他弯腰侍弄菜畦时，我又总恍惚看见他批改作业的模样，连拔除杂草的手势都带着圈画病句的专注。田埂上的碎石子硌得人脚掌生疼，他却能面不改色地站在上面挥锄翻地，汗水顺着皱纹流进土里，滋养着脚下的庄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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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上课时间，这双沾着泥土的手会先在清水盆里反复揉搓，直到指尖的缝隙里不再渗出褐色。

父亲转身站上讲台的瞬间，仿佛换了副筋骨。粉笔在他手中像指挥棒，在黑板上敲出清脆的节奏。有时讲到兴处，父亲会下意识地用手比画，于是那些沾着粉笔末的掌纹里，又落进了新的故事。他板书时手腕轻抖，粉笔灰便雪花般落在袖口，与在田间沾着的草屑混作一片。

学生们总说，听父亲讲课就像听庄稼拔节的声音，带着土地里长出来的鲜活劲儿。冬天教室没有暖气，父亲的手常常冻得通红，握粉笔的指节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可他依然坚持写满整块黑板，字迹歪斜却力透板壁，就像他在寒风中给麦苗覆上保暖的秸秆那般执着。

记忆最深的是，麦收时节，父亲在教室与麦田之间来回奔走的身影。正午的太阳把黑板晒得发烫，他擦着汗给学生讲完最后一道题，转身就扎进金黄的麦浪。镰刀在他手中起落如飞，麦秆断裂的脆响与课堂上的讲课声，在我耳畔交织成奇特的韵律。

烈日下，他的脊背弯成一张满弓，汗水浸透的衬衫紧紧贴在背上，晒得黝黑的脖颈泛起盐霜。夜晚煤油灯下，他批改作业的手指还留着麦芒的刺痒，却能精准圈出学生作文里的错别字，就像白天挑拣麦穗里的杂草那样细致。

父亲总说，教书和种地是一码事。他指着田埂边的歪脖子枣树告诉我：“你看这树，年年修枝才能结好果。”转身又在作业本上写下批语：“文章要像庄稼，得舍得删去芜杂的枝蔓。”那些年，他用握粉笔的手教会我认字，用扶犁把的手教会我走路，掌心的茧子蹭过我的手背时，粗糙里带着温热，像极了土地给予禾苗的呵护。春耕时，他手把手教我播种，说种子要埋得深浅适中，就像教学生掌握知识要循序渐进；秋收后，他带着我把麦秸堆成垛，说做事要有条理，如同作文要有清晰的脉络。

如今站在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上，风里仍飘着粉笔灰与泥土混杂的气息。黑板上的板书化作田垄间的麦浪，教鞭指向的方向，与犁铧开垦的道路，在时光深处悄然重叠。那些在粉笔与泥土间交替生长的岁月，终究长成了我生命里最坚韧的根系，让我懂得知识与劳作同样厚重，耕耘与育人皆是修行。

原文载于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6月15日A6版